百年沧桑 文明永续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昔日的帝王禁宫紫禁城成为向全民开放的文化殿堂。为纪念建院百年，故宫博物院于2025年9月推出了为期三个月的“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专题展览。展览分为“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三大篇章，通过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展现故宫百年发展历程。2025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故宫博物院，先后到午门西雁翅楼展厅、正楼展厅、东雁翅楼展厅参观展览，并指出“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一幅幅书法、绘画名作，一件件青铜器、玉器、瓷器等，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串联起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过往与赓续绵延的文脉。

“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午门东燕翅楼展厅。

一脉文渊：照见中华正朔

在“一脉文渊”展厅，中国各朝代内府收藏的文物精品，以实物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比如商代青铜器亚醜方尊、秦代石鼓及清代拓片、明朝嘉靖款白釉塑贴鲜红蟠螭蒜头瓶、清代二十五方宝玺等。在这些文物中，秦代石鼓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文脉的渊源，它被誉为“石刻之祖”“汉字活化石”。石鼓共有10块，因文字刻在鼓形石头上而得名，又因文字记录了君主与贵族游猎的10首诗，也被称为“猎碣”。石鼓上刻的文字字体为大篆，上承金文遗风，下开秦小篆先河。石鼓最早于唐初被发现，欧阳询、褚遂良等当时的文人都曾观摩，轰动一时。安史之乱后被弃于荒野，韩愈曾为此上书，请求将之运回长安并妥善保管，留下了著名的《石鼓歌》。后来随着政权更迭，几经周转，最终陈列于故宫博物院。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文物是清代二十五方宝玺，这套宝玺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乾隆帝亲自考定、排序并规范用途的御用玺印，平时贮藏于紫禁城交泰殿，每方宝玺配有专门的宝盝，外罩绣龙黄缎，分列御座左右。乾隆朝以前，清代御宝数量混乱，文献记载不清，用途重叠，甚至出现误用情况。乾隆帝为“正名分、昭法度”，以《周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为依据，取“天数二十有五”，将御宝定为二十五方，寓意清朝国祚如周朝般绵延二十五代。从质地来看，这二十五方宝玺为一金一木二十三玉。从功能与用途来看，这二十五方宝玺可以分为五类：一是皇权正统类，比如大清受命之宝；二是祭祀礼仪类，比如天子之宝；三是政令文书类，比如制诰之宝、垂训之宝；四是军事外交类，比如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五是巡省民政类，比如敬天勤民之宝、巡狩天下之宝。每个宝玺都有其特定的用途，是具有明确政治、礼仪、军事、文化职能的国家重器，象征皇权运转的各个层面，体现了国家权力在不同领域的精细划分和行使规范。

百年传承：归来仍是少年

在“百年传承”展厅，展出了《伯远帖》《上阳台帖》《卢仝烹茶图》《五牛图》《清明上河图》等书画作品和大圣遗音琴、斗彩三秋杯等珍贵文物。这个展厅的特色在于展示了海外回流的珍贵文物，以《伯远帖》《清明上河图》《五牛图》为典型。

《伯远帖》被誉为“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是学术界、书法界公认的唯一的东晋书法墨迹。该帖出自东晋王珣之手，是王珣写给堂兄王穆（字伯远）的家书，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此信是王珣写给另一个堂兄王玄之的，王玄之的字也是伯远。关于“伯远”到底是谁，暂且不做考证。该帖为墨迹纸本，长17.2厘米，宽25.1厘米，共47个字：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伯远帖》的文字用笔洒脱流畅，结体疏朗开阔，带有明显的“晋人尚韵”之风。帖中以“羸患”“优游”暗含受排挤、拒赴豫章太守的郁愤，字面上却只是轻叹兄弟远隔，情深意长。

清末至民国时期，《伯远帖》流出宫外，一度由郭葆昌、袁励准等收藏。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批示，由国家从香港购回，成为新中国第一件回流国宝。

诞生于北宋晚期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绘制）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属于典型的长卷画。十年前故宫博物院曾展出该画，观众踊跃，排队至深夜方散，这次展出更是吸引了无数的观众。作为风俗画的代表，此画包含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驴等牲畜、车船轿、房屋、桥梁、城楼等，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更是一部12世纪中国城市生活的“百科全书”。画中描绘了空前繁荣的商业贸易，打破了唐代的“坊市制度”（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离）。临街开店、夜市兴盛、各种商铺鳞次栉比，展现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巨大创新，出现了现代商业社会的雏形。虽然画中绘制的是北宋都城汴京的市井生活，但是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场景，而是漫长历史链条中的一个鲜活片段，是中华文明从先秦、汉唐一路发展、积累和演变的结果。

《清明上河图》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被无数收藏家珍藏，盖有近百枚鉴藏印章。从北宋宫廷流落民间，又入藏金朝内府，元代再度进宫，明代被太监冯保窃取，清代由陆费墀、毕沅等收藏，最终进入清宫。1924年，溥仪将其携出紫禁城，后藏于长春伪满皇宫。1945年长春光复后，画作下落不明。几经周折，终于在1950年由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收缴，后调拨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结束了它颠沛流离的命运。

《清明上河图》展期为一个月，期满后替换的展品为《五牛图》，《五牛图》也位列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为唐代韩滉创作，长139.8厘米，宽20.8厘米，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画在纸上的绘画作品。该画描绘了五头神态各异的牛。五头牛从左至右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互异：或俯首吃草，或昂首前行，或回顾舔舌，或缓步而行，或荆棵蹭痒。整幅画采用淡雅的色彩，以黄褐色为主，使画面显得古朴而自然，突出了牛的质感和田园风光的宁静。在尚武爱画马的唐代，像韩滉这样画牛者寥寥无几，牛在古代象征农耕文明与勤劳奉献，可能寄托了作者对民生安康的祝愿。

《五牛图》的流传过程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它最早进入宫廷收藏是北宋时期，由宋徽宗珍藏，并著录于《宣和画谱》，此后一直为宋代赵氏宗室所传承，即便赵构仓促南渡之际，仍将其携带至行在。元代以降，《五牛图》仍一度存于赵氏后人处，首位有明确记载获得此卷的藏家为元代赵孟頫，他在卷后题“神气磊落、希世明笔”。后来，该作被窃出，自此脱离赵氏宗室收藏。至清代，由鉴藏家项元汴所获，并进献内府，深得乾隆帝青睐。晚清时期，在八国联军劫掠中流出内府，此后一度湮没无闻，直至20世纪50年代重现于香港拍卖市场。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由国家出资购回，使这件国宝重归故土，成为中国文物回归的重要典范。

万千气象：多元一体格局

在“气象万千”展厅，展出了象征国家礼器的玉璧、玉琮，象征江山稳固的金瓯永固杯，以及天文仪器、民族文物、外国文物，体现了国家大一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金瓯永固杯被称为“天下第一杯”，杯高12.5厘米，口径8厘米，以八成金制成，鼎式圆身，三象首为足，两侧立夔龙为耳，龙头各顶一颗大珍珠，杯外壁满布缠枝宝相花，花蕊嵌红、蓝宝石与珍珠，璀璨夺目。该杯是乾隆朝打造的，乾隆朝曾不止一次打造该杯，最早是乾隆四年（1739年）打造，乾隆十五年（1750年）也打造过。金瓯永固，意指江山永固，象征着国家长治久安，为历任皇帝所重视。康熙帝在御制诗（《古戍三绝》之二）中曾提及：“金瓯永固识人和，万里烽烟发兴多。设使山林有暗晓，更须太息论如何。”嘉庆帝在御制诗文《季秋南苑小猎即景拈吟》中也有所提及：“每观前史，殷鉴萦怀，不敢少事，暇豫万几时，勅慎握干纲，以期我大清亿载丕基金瓯永固也。”

乾隆款金瓯永固杯。

在这个展厅，民族文物是一大特色。清代在边疆治理、民族治理方面卓有成效，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因此，这个展厅的民族文物基本是清代的，而且集中于乾隆朝。《钦定西域同文志》是乾隆朝官修的满、汉、蒙、藏、托忒、维吾尔等六种文字合璧的辞典。它统一了地名、官职称谓等术语的翻译标准，意在解决西域多语言、多民族背景下的行政管理与文化交流障碍，是解读清代边疆治理思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文本。青玉刘秉恬书“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册，由八片青玉制作而成，册文内容为乾隆帝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领17万部众东归，由清朝政府安置于新疆巴州和额尔济纳等水草丰美之地。这些民族文物见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让故宫成为读懂中华文明的窗口

这次展览用三个单元讲故宫的百年，实则讲的是中华文明的韧性。百年守护并非简单的文物聚散史，而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博物馆场域中的历时展演与现时转译。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眺望未来，紫禁城的故事仍将续写，文明的火种代代接力传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故宫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从昔日的“帝王禁宫”，到如今的“人民博物馆”，再到面向全球的“文明窗口”，今天的故宫已不只是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群落。随着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开放，敦煌、避暑山庄与丝绸之路数字平台的互联互通，“大故宫”“大博物馆”的全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当来自全球的访客不断踏入故宫博物院，他们听到的不再只是帝王将相的故事，而是贯穿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从未中断过的核心文明逻辑与精神脉络。

（来源：《旗帜》2025年第11期；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 编辑：孙丽   送签：钟鸣   签发：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