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精神历久弥新

2025年是邹韬奋同志诞辰130周年。在纪念邹韬奋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与会同志认为“邹韬奋同志是我国现代史上卓越的文化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体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崇高风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形象”。这番跨越历史长河的深刻共鸣，生动诠释了1944年中共中央唁电中“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的崇高评价。他所展现的“尽瘁国事、以笔报国的爱国赤诚，追求进步、心向光明的笃信之志，大公无我、服务大众的人民情怀，弘文传道、开拓进取的创造之才”，共同熔铸成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韬奋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学习和弘扬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正是对其永恒价值的最好继承，对于我们坚守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具有重要启示。

尽瘁国事、以笔报国的爱国赤诚

邹韬奋的爱国主义，是融入血脉、见诸行动的赤胆忠诚。在国家危亡之际，他紧握手中之笔，使之化为刺向黑暗的投枪与唤醒国民的号角。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山河破碎，邹韬奋冒着停刊与迫害的风险，在“小言论”栏目中连续发表《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等三篇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必须反抗，必须抵死反抗”，面对日军强盗行径“绝对不与妥协，宁死不屈”。当刊物面临停刊威胁时，他毅然宣称：“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关门，决不屈服于暴力。”这种“封了一个，再办一个”的不屈不挠，正是他以笔报国、为国尽瘁的壮烈实践。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邹韬奋的爱国斗争不仅体现在言论上，更落实到行动中。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他除日夜出版增刊以“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外，还亲赴战地采访，记录将士英勇事迹，亲自护送伤员。此外，他排除万难筹办伤兵医院，不计任何利益，只为满足抗战需要。这种全方位的抗日救亡实践，彰显了他知行合一的爱国情怀。邹韬奋参与联署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呼吁“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我们现在要先组织自己，用集团的力量，来负担我们时代的任务”，对于唤醒国人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6年，因组织救国会力主抗日，邹韬奋与沈钧儒等六位爱国领袖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身陷囹圄的邹韬奋，将国民党的审判庭变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庄严讲坛，他慷慨陈词，驳斥污蔑。狱中岁月，铁窗镣铐锁不住他的报国之心，他坚持写作，将监狱化为另一个战场。他宣告：“力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是为中华民族人格的光辉。”“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作殊死战去获得的。”此等即便身陷囹圄仍然心系天下的铮铮铁骨，正是其拳拳爱国之心的体现。

2025年11月4日，纪念邹韬奋诞辰130周年活动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追求进步、心向光明的笃信之志

邹韬奋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一个在时代洪流中不断追求真理、趋向光明的动态历程。他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实践的探索与理性的比较中，最终找到了信仰的归宿。

为探寻救亡图存之道，他远赴欧美考察。此行中，他既洞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开始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萍踪寄语》中，他详细记述西方“少数人的穷奢极欲”与“多数人在饥饿线上滚”的尖锐对比，以及“苏联是积极努力于新社会建设的国家，情形日新月异”。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入学习，他在两种制度和思想的鲜明对比中，完成了思想的蜕变与飞跃，科学真理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

思想上的觉醒很快转化为行动上的自觉。1936年，化名“莫文华”的刘少奇同志两次致信邹韬奋，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与他深入交流。信中既用了“人民阵线”，也用了“联合阵线”等名称，反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形成过程中的探索。邹韬奋深刻领会党的主张，在《生活日报》的宣传中准确把握政策方向。同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邹韬奋虽不在上海，仍被推举为执行委员。毛泽东同志在致救国会领袖的信中，对他们的救国主张给予充分肯定，标志着邹韬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直接联系。随着与中国共产党交往日益深入，邹韬奋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对此，周恩来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

1938年，邹韬奋曾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出于革命工作的战略考量，周恩来同志建议：“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这一追求光明的笃信之志，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迸发出最感人的力量。病榻之上，他口述遗嘱，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光明。陈毅同志精辟地总结：“韬奋先生是以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入战场，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他向前迈步，直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因此邹先生的道路是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最终结合的道路。”他以生命践行了对光明与进步的追求。

位于江苏南通濠河之畔的邹韬奋纪念园立着邹韬奋半身铜像，基座镌刻着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评价：“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大公无我、服务大众的人民情怀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是邹韬奋最根本的精神底色。他将读者视为挚友、将大众置于心中最高位置，使文化工作升华为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事业。

《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正是这种情怀的生动体现。无数青年读者将他视为知心朋友，来信倾诉求学、职业、人生的苦闷。邹韬奋坚持亲自阅处、逐一回复。“读者信箱”栏目亦会将有代表性的读者诉求刊载出来，通过编辑的解答帮助读者解决困惑和难题，真正做到了“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然而，邹韬奋的服务精神，并未止于笔墨之间的答疑解惑。正如他在《患难余生记》中所深情回忆的，当时许多海内外读者，出于信任，常寄钱来委托他们代购书报、衣料等各式物品。对于这些繁琐的“分外之事”，他和同事们视作“义不容辞”。他曾记述，有同事为给南洋读者买到指定花色的布料，甘做“马路巡阅使”“奔走竟日”；即便寄出后读者对颜色不满意，也会毫无怨言地“重新做起”，直至对方“心满意足”为止。尽管“饿了一顿，或两条腿酸了一夜”，同仁们却“只觉得是责无旁贷”，“跑得愉快，麻烦得愉快”！支撑这一切的，是他们把读者的信任视为无上光荣。

这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最终催生了组织形态上的创新。随着代购业务激增，1930年《生活》周刊正式设立了“书报代办部”，仍坚持“纯尽义务”。这个由赤子之心孕育出的部门，正是日后名震全国的生活书店的雏形。“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的服务精神与“一点不肯马虎，一点不肯延搁，一点不怕麻烦”的服务态度，让“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有了具象化的典范。从为一位读者奔波买布，到为一个民族输送精神食粮，邹韬奋以其“大公无我”的赤诚，在中国出版史上谱写了服务大众的不朽篇章。

弘文传道、开拓进取的创造之才

邹韬奋不仅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更是一位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事业家。他以卓越的才华与创新的实践，为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事业开辟了新路。

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时，它只是一个发行量仅2800份的职业教育刊物。他锐意革新，大胆改版，增加犀利的时事评论与社会新闻，将其打造成一份“有趣味、有价值”的综合周刊。他运用“明显畅快”的平民文风，务求让识字不多的车夫、主妇都能看懂、爱看。他认为办刊要有“创造的精神”，要杜绝尾巴主义，不能内容上“人云亦云”、格式上“亦步亦趋”。他对编辑工作极端负责，在《经历》中写道：“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正是这种对内容和形式的极致追求，使《生活》风靡全国，发行量一度飙升至15.5万份，创下了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在经营上，邹韬奋展现出卓越的开拓才能。生活书店实行“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生产合作社制度，打破了雇佣关系，体现了经济民主。这一创新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团结、培养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生活书店发行网络。55处分支店，不仅是商业机构，更是传播进步思想、鼓舞抗战斗志的文化堡垒。周恩来同志曾指出：“韬奋在国统区知识分子中的威望最高。我们党专门在国统区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都比不上他。”即使在各分支店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的至暗时刻，他仍深信进步的文化事业有“无限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而且必能排除万难，向前递进”。从“两个半人”发展到四五百人的团队，生活书店不仅是进步文化的硕果，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邹韬奋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成功地将文化理想转化为切实的社会影响力，为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来源：《旗帜》2025年第12期；作者分别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助教）

( 编辑：刘琼   送签：钟鸣   签发：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