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驼铃 文明交响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玉门关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汉代设立在河西走廊地区西端最重要的关隘，地处敦煌疏勒河南岸，北与马鬃山相望，南与阿尔金山呼应，在地理区域上具有东西交通分界的标志地位，是古代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融通廊道的关键枢纽。

作为丝绸之路上至今保存最好、类型最完整、规模足够大的关隘遗存，玉门关遗址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33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玉门关遗址完整留存着汉代交通与防御体系的整体格局，戈壁、荒漠、湿地、湖滩、河流、泉水等历史地貌与生态环境原貌保存完好，各类遗存的格局、方位、规模、材料等核心特征清晰可辨。遗址以小方盘城为中心呈线性分布，各类型遗存包括2座城址、20座烽燧和17段长城遗址。丝绸之路经此串联起多元文明地带，推动东西方开展持续且广泛的商贸往来、宗教传播、科技互鉴与文化交融，在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东亚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勾勒出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人类文明演进的壮阔图景。

玉门关遗址航拍。

玉门关遗址及其出土文献，见证了中华文明在时间长河中从未断裂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所在、根脉所系，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玉门关遗址及汉长城沿线出土汉简清晰呈现了汉字不同书体的源流，小篆、汉隶、章草、行楷应有尽有。汉简上的文字距今2000余年，今天的汉字与其相比，在结构形态上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始终根植于整体统一的文字框架，遵循着相同的构字规律。与此同时，传承千年的汉字又在笔触与姿态上不断演变，最终演化出丰富多样的书写形态。

1979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玉门关遗址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土汉简1217枚。这批简牍中，有超过40%采用草书或半草书书写，已初步形成较为成熟的草法体系。其中的《王骏幕府档案》草书简牍，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草书墨迹，真实展现了西汉草书的原始面貌。简牍章法自然、气韵生动，尽显汉代草书独有的艺术气质与美学特征，对研究汉字草书体系的起源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汉简中记载的边塞诗文、儒学教育、典章制度等内容，体现了深深镌刻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实现了文明薪火代代相传，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玉门关遗址。

玉门关遗址及其出土文献，彰显了中华文明因时而变、革故鼎新的创新性

玉门关遗址及其出土文献是古代中国强大国家治理能力的缩影。文献中记载的出入关查验管理制度、边塞国家预警系统、民族矛盾纠纷调解及司法缉捕制度等，是中华民族古代边疆治理制度创新的典范。尤为可贵的是，这套治理体系并非僵化封闭，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融国家法度与地方习俗于一体，贯通中央政令与边疆实情，彰显中华文明“守正创新、兼容并蓄”的治理传统，为后世留下深远启示。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为千秋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这枚仅49字的汉简，其实是一份出关“申请书”，记录了公元前65年，敦煌寿陵里一名叫赵负的“军嫂”请求出玉门关，探望戍边丈夫的往事。隆冬将至，担任燧长的丈夫虽缺御寒衣物，仍坚守烽燧。妻子赵负牵挂不已，带着寒衣前往边关探夫。关啬夫广德与关佐熹依规查验，严格执行公务。

玉门关遗址出土的劳作簿汉简，详细记载了戍卒们清理积沙、割草放牧、值守保洁等日常琐事。劳作生活虽平凡枯燥，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汉代边塞基层管理井然有序的运行图景，也由此清晰可见。

敦煌市一棵树烽燧遗址出土的敦煌简牍——汉通缉令简。

玉门关遗址及其出土文献，实证了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守护疆域完整的坚定意志

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铸造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汉书·西域传》详细记载了汉武帝时期构建边疆治理格局，护佑中西文明融通，设立河西四郡，设置玉门关、阳关的史事，史称“列四郡，据两关”。自此之后，敦煌始终是中原通往西域诸国的关键门户。玉门关的设立，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对西部地区的管控，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军事上，成为稳疆固边的前沿阵地；经济上，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推动了经济融合与发展；文化上，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到汉宣帝时期，因乌孙内乱引发汉匈局势紧张，朝廷随即遣兵驻守、屯垦敦煌。“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中央王朝在此凿井开渠、转运粮草、修筑仓廪，以稳固西北边防。

玉门关汉长城沿线出土的大量行政文书和簿籍档案，涉及军事、政治，反映了汉代通过文书行政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如敦煌的玉门都尉、阳关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都由中央任命；敦煌汉简的《塞上烽火品约》明确规定西部边疆的烽火报警系统，同汉塞防御系统相互衔接，可以将军情信号迅速传递到地方和中央，为大一统格局筑牢边疆屏障。

玉门关遗址及其出土文献，记录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美美与共的包容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千年丝路雄关生动见证了中华文明对不同文化、思想、宗教、民族的接纳、理解、尊重和融合。通过一系列友好往来，汉代与乌孙乃至西域实现了充分的交流互通。乌孙原本不善冶炼，“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在交流中“颇得汉巧”，兵器技艺得到显著改进。《汉书·西域传》记载，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嫁与龟兹王绛宾后，夫妻二人曾一同入朝恭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宣帝亦赐弟史“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汉地的文化礼仪与先进技术借此进一步在西域广泛传播。

玉门关汉简中“皇帝陛下使送龟兹王”“匈奴译”的记录，更直观呈现出汉代主动搭建沟通桥梁、尊重异族习俗、吸纳多元文化的包容姿态，印证了汉代与周边民族相互接纳、平等对话、包容共生的历史图景。

玉门关遗址及其出土文献，印证了中华文明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和平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华文明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止戈为武”“以和为贵”“睦邻友邦”“天下大同”，这是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为适应与西域日益频繁的交流往来，汉代设有专门的外事机构，敦煌郡也开展了规范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备专职官吏与翻译人员，为接待四方来客提供了坚实保障。

大量汉简显示，汉代早已形成接待和管理西域诸国使节、商旅的制度。简牍中就有这样一条记录：“出粟四斗八升，以食守属唐霸所送乌孙大昆弥、大月氏所……”意为官府支出粮食四斗八升，供给由官吏唐霸护送的乌孙王、大月氏使者一行。一句平实的口粮登记，正是朝廷派人护送西域使节、以礼相待的生动见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东方智慧。回顾历史，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容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汇。千载而下，雄关犹在，其彰显的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担当，需全人类共同铭记。

（来源：《旗帜》2026年第2期；作者系敦煌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博物馆馆长）

( 编辑：刘琼   送签：钟鸣   签发：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