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文化精华和当代价值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思维”，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以历史为镜鉴的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900多年前，诞生了一部以“鉴”为名，“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史学巨著，正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用294卷篇幅，300多万字，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16朝1362年的历史。因其叙事得法、鉴戒昭明、得失可观，自问世以来，受到历代学人政要推崇，被称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今天我们解读《通鉴》，挖掘它的文化精华、当代价值，正是为了弘扬传统史学的优秀文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史学经世致用的光辉照亮当下、启迪未来。

《通鉴》中的治国理政智慧

《通鉴》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得名，治国之道、用人之术、政教之施，皆详载而明析，是首屈一指的传统政治文化教科书。元代学者胡三省说，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子，都应当读《通鉴》，因为其中蕴含着明辨兴衰之由、洞察安危之机、通晓进退之义的道理。这些道理沉淀了千年政治智慧，至今仍熠熠生辉。

运城博物馆陈列——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民心为本，为政以德是治国根基。《通鉴》主张“国家安如磐石，在怀其民”，国家有百姓，如草木有根柢，对根柢栽培灌溉，草木就会滋养繁荣。国家的兴衰荣辱，不在于天，而在于民。《通鉴》引用《尚书》之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来表明宗旨，并总结历史予以印证。书中对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末、新莽、隋末等都详细记载，揭示暴政引发动荡的历史规律，警告统治者，若想不蹈前代覆辙，就必须重视民心向背。

君主重视民心，就要为政以德。一是宽赋税、省刑罚，使民以时。汉代息民力，务农桑，遂有文景之治，国家富强。二是修身立德，正己化人。唐太宗李世民秉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认知，虚心纳谏、克制私欲，终使政治清明，成就“贞观之治”。三是取信于民，蓄民之力。司马光借秦孝公徙木立信之事，强调商鞅为人刻薄又处尔虞我诈的乱世，尚且不敢失信其民，何况四海治平的执政者呢？取信于民，方能行稳致远。

知人善任，信赏必罚是为政关键。《通鉴》强调为政在人，重视用人对国家的重要性。书中总结说，周朝得到微子，推翻商朝；秦国得到由余，称霸西戎；吴国得到伍员，战胜楚国；汉朝得到陈平，诛杀项羽；曹操得到许攸，打败袁绍。进而强调，人才决定国家兴衰。想要拔擢出优秀的人才，需要君主不以亲疏贵贱、个人喜怒来决定好恶，而以才能德行为先，明察而慎择。了解治经之士，看其记览讲论；了解治狱之士，观其听讼决疑；了解治财之士，察其度用节流；了解治兵之士，验其韬略果敢。“至于百官，莫不皆然。”

选好官更要管好官。《通鉴》认为，信赏必罚，方能树立政令权威。“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通鉴》指出，前秦苻坚总是宽恕反叛的人，导致臣子们冒着风险去侥幸求成，如此一来，叛乱又能从哪里平息呢？赏罚分明，方可禁暴安民。

审时度势，“行权立断”是施政要务。曾国藩推荐《通鉴》，说它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既理解事物的本质，又掌握灵活的权变。“经”为原则，“权”为应变，二者的辩证关系，“固有常义，又有应变”，体现着《春秋》中的哲学智慧。《通鉴》继承这一思想，主张“行权”。书中记载东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想要诛杀宦官，遭到何太后反对。何进接受袁绍建议，怂恿军阀董卓进京，逼太后让步。何进主簿陈琳认为，发兵诛杀宦官即可，不必为了表面的名分而召外兵入京，“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天人顺之”。《三国志》中记载陈琳的话为：“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通鉴》删去“违经合道”，认为“行权立断”并非“违经”，变通之义既合乎经义，也顺天应人。

《通鉴》将数千年治国兴邦的智慧凝于一端，为后世执政者立起一座皇皇明镜。从“民惟邦本”的根基之论，到“知人善任”的关键之策，再到“行权立断”的应变之道，这部经典所揭示的治国逻辑，始终紧扣国家兴衰的核心命题，成为穿越时空的执政指南。

中国共产党对《通鉴》思想的批判继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注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指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和喜爱《通鉴》，一生反复研读17遍，圈点批注，即使外出考察也不忘带在身边。毛泽东同志称它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认为“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通鉴》的辩证认识。

毛泽东同志读《通鉴》，不仅考察历史兴衰之理，更将之运用于革命实践，运用于治党治国。毛泽东同志读“三家分晋”的历史，认为诸侯犯上与周天子本身不无关系：“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他还认识到：“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相应地，毛泽东同志坚持从严治党、治军，绝不姑息。“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毛泽东同志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他将“行权”思想贯穿于用兵之道，因敌变化而制胜，不拘常法，带领人民军队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战胜强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注重发挥历史资政育人作用，对《通鉴》代表的经世致用精神作出生动解读与切实回应。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国家图书馆110周年馆庆时展出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

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中国古代治理智慧与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相融合，赋予其鲜活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同时注重选贤任能，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

深入挖掘《通鉴》的当代价值

《通鉴》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固然有其历史局限，但更多的是超越时代的、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智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鉴》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用民众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感同身受的历史道理、喜闻乐见的历史表达，助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通鉴》的当代价值所在。

阐述好“中国之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中国之治”有深厚的历史根底，有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连接点。《通鉴》正是传统治理智慧的重要载体，是理解“中国之治”不可忽视的历史根基。应聚焦《通鉴》中治乱兴衰、制度运行、民心向背等与“中国之治”契合的主题，构建从历史到现实的叙事链，创新传播表达，将典籍智慧转化为大众能理解的治理道理，讲好“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与实践逻辑，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制度背后的温度与力量，理解今日中国的道路选择。

弘扬好中华传统美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大力推动全社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鉴》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其中诚信、孝悌、廉耻、担当、勤俭等，与新时代公民道德的核心内涵相契合。应萃取《通鉴》中的精髓，结合时代要求，将其融入公民道德建设过程。利用课堂教育、社区宣讲、短视频平台等多种形式，让“道德通鉴”走进学校、家庭、社会，充分发挥《通鉴》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的作用，为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提供深厚滋养。

讲述好中国故事。早在16世纪，欧洲人编撰中国历史时，便以《通鉴》相关作品作为引证文献，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参照。时至今日，《通鉴》通过学术外译与海外研究，国际传播渠道和方式不断拓展。应进一步推动传播，以多语种译介、数字化传播、跨文化阐释等方式，通过学术合作、出版翻译、主题展览等形式，推动《通鉴》走进海外研究机构与公众视野，增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将《通鉴》中的治理智慧、道德理念与历史哲学融入全球话语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叙事。

（来源：《旗帜》2026年第3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 编辑：孙丽   送签：钟鸣   签发：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