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舟之喻”到“善治之道”

隋末丧乱，民生凋敝。暴政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深刻教训，成为初唐君臣刻骨铭心的历史镜鉴。群雄逐鹿之时，天下可以用武力夺取；然而守住江山、善待百姓，却是一门更长久、更艰难的功课。1300多年前，一位亲历乱世烽火的帝王，卸下征袍，与臣僚们在长安的殿堂上反复叩问：天下何以治？民心何以安？这些对话，被史学家吴兢一一记录，汇成《贞观政要》，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最璀璨的结晶之一。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贞观政要》十卷。

《贞观政要》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20年左右），全书共十卷四十篇，系统记载了贞观年间（627年至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大臣关于治国理政的讨论。该书“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不仅为后世提供了施政蓝本，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此书问世后，被后世的统治者奉为圭臬：唐宣宗将其书于屏风，朝夕观览；宋仁宗多次校订颁行天下；元仁宗命人译为蒙古文；明成祖列为东宫必读书目；清康熙帝“常览《贞观政要》，以太宗为法”。一部典籍，跨越千年仍被反复翻阅，其中必有超越时代的力量。

民本思想：君舟民水的治国根基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开篇这句话，掷地有声。唐太宗恪守“先存百姓”的为君之道，深刻认同先贤民本思想。魏徵援引先秦荀子的民本古训，以“水舟之喻”警醒太宗，提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警示。太宗不但有这样的体悟，而且深纳其言、躬身践行，将民本思想转化为具体治国实践。

隋朝曾行“盗一钱以上皆弃市”的严苛律法，太宗亲历其弊、引以为戒，指出“用法须务宽简”，在制度上死刑要通过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官员和尚书九卿审议。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29人。但太宗对严刑峻法的警惕没有丝毫放松，《贞观政要》记载的张蕴古案便是一例。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言语中涉及谣言妄语，太宗下诏命人审理此案。张蕴古上奏称李好德有癫狂之症，依照法律不应定罪，太宗听后表示同意，准备宽赦。张蕴古却私下将皇帝赦免的意图透露给李好德，甚至带他一起下棋博戏，太宗听闻后大怒，将张蕴古押赴东市斩首。事后太宗深感懊悔，他对房玄龄说：“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张蕴古案暴露出以往“三覆奏”的两个弊端：一是执行不严，对皇帝下令“立决”的案件往往不严格执行覆奏程序；二是时间间隔过短，难以有充分时间慎重考虑。后来，太宗又下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该诏书不仅确立了“京师五覆奏、地方三覆奏”的制度，也严格规定了具体的覆奏时间。这一死刑制度变革体现了“慎刑”“恤刑”的司法思想，使唐代司法日臻完善，也为后世沿用并发展。

太宗深知隋代前车之鉴：开皇年间府库充盈、财用富足，然遇灾荒之年却闭仓拒赈；隋炀帝更是倚仗国库殷实，骄奢纵欲、荒淫无道，终致社稷倾覆、王朝覆灭。基于此，太宗曾言：“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在他看来，国家钱粮储备只需以备灾荒之需，过度囤积毫无益处。继位者若是贤明，自然能守住天下；若是如隋炀帝一样昏庸，过多的财富反而成为亡国的根源。太宗的这一认识，将充实仓廪的意义从君主积累财富彻底转向为百姓备荒救急。贞观二年，关中大旱，百姓流离失所。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困穷！”他不将天灾归咎于时运，反躬自省并随即颁行赈灾之策，安抚流民、纾解民困。贞观年间，朝廷多次减免赋税、轻徭薄役，府库虽不及隋朝充盈，百姓却得以休养生息，户口日增，社会趋于安定。这种用“藏富于民”代替隋朝“聚敛于上”的财政理念，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最生动的诠释，也是“贞观之治”能够持续二十余年的重要根基。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的唐昭陵。

用人之道：知人善任的政治智慧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理。”在太宗看来，治国如同奏乐，乐手各司其职，方能奏出盛世华章。太宗用人不拘一格，最为人称道的是重用魏徵。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玄武门之变后，太宗非但没有追究，反而召见问道：“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徵从容答曰：“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闻言，不怒反喜，当即拜为谏议大夫。此后，魏徵屡屡犯颜直谏，前后进言两百余次。太宗纵然时有不悦，仍始终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将魏徵视作一面明镜，深明以人为鉴、可辨是非、能正得失的为政要义。

太宗识才，不仅在于容忍直言，更在于善于从微末中发现人才。马周出身寒微，初入长安时寄居中郎将常何家中，以门客身份代常何草拟奏疏。太宗览疏后大为赞赏，追问之下才知出自马周之手，当即召见，一番长谈后拜为监察御史，此后擢升至中书令，成为贞观后期的重要辅臣。常何以荐才之功亦受赏赐，太宗说：“非汝，朕安得此人？”一次奏疏，成就了君臣两段佳话。他主张“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反对“贵远贱近，忽内好外”的用人偏见。在他看来，用人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堪当其任。正是这种开阔的胸襟，使贞观朝廷成为真正的人才汇聚之所，也为后世留下了知人善任、共成大业的治国典范。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太宗李世民像》。

德政思想：为政以德的治理逻辑

“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这是《贞观政要》对执政者修身的根本要求，与《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在日常施政中，太宗以身作则，厉行节俭。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直言太宗近年渐有奢靡之风，营建宫室，劳民伤财。太宗览疏后，非但没有降罪，反而传召马周当面详谈，随后下令停建部分工程，并将此疏存档，时常取出自省。他对身边人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史载太宗后宫用度，远不及隋炀帝十分之一，而国力却远超隋朝鼎盛之时，节俭与自律已融入了太宗日常的生活。

在《贞观政要》中，魏徵将德政总结为三个层次：上等的德政是能居安思危，“神化潜通，无为而治”；次等的德政是能节俭爱民，体恤民力；最下等是骄奢劳民，则必然祸乱四起，魏徵由此感慨江山“难得易失”。魏徵还向太宗进言，认为“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法”，主张德主刑辅、礼法结合。《贞观政要》所倡导的“抑浮华，鄙邪佞，崇俭约，贱珍奇”是古代政治智慧的结晶。贞观君臣对德政的认识，建立在对历史兴亡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这一思想已经脱离了道德说教，上升到施政理念的高度。

居安思危：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魏徵的这句进谏，字字如警钟。贞观君臣对隋亡之祸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太宗曾亲历隋末乱世，目睹繁华帝国顷刻崩塌。他曾与杜如晦探讨隋朝旧臣虞世基是否该死，认为虞世基因为隋炀帝拒谏而不敢直言，或许罪不至死。杜如晦则认为虞世基身居宰辅，既不进谏也不辞职，丧失了臣子的节操，因而确实该死。太宗总结道：“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这番对话，既是对隋亡的历史反思，也是对贞观君臣关系的自我期许。《贞观政要》全书一百余次提及隋亡教训，绝非偶然。

太宗的忧患意识，不仅体现在君臣对话中，更落实于对后嗣的谆谆告诫。贞观二十二年，太宗亲撰《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李治，在后序中他说：“若崇美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他深知自己百年之后，守成之难远胜创业，因此将居安思危的告诫化为文字，留给继承者。这种将忧患意识代际传递的自觉，是贞观政治文化中最具远见的一面。正因如此，太宗在位期间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即便四夷宾服、天下太平，仍要求群臣“各保其终，无懈于始”。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清醒，使唐朝在鼎盛时期不失方寸，为“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过渡奠定了政治基础。

千年烟尘散尽，再度翻阅《贞观政要》，昔日长安殿宇间的君臣对话，穿越岁月长河，至今余韵悠长、引人深思。书中所载“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治世要义，是初唐治国理政的核心逻辑，彰显了礼法并举、德刑相融的古代治世智慧。“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太宗与魏徵之间直言规谏、躬身自省的良性君臣关系，为历代树立了千古典范。尤为可贵的是，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宽阔胸襟，“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的天下情怀，在当今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仍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贞观政要》已被译为英、法、德、日、韩等多种语言，正是其思想价值跨越山海、历久弥新的最好见证。

青史如镜，可鉴兴替，《贞观政要》便是历代史籍中熠熠生辉、极具资政价值的一卷。它记录的不只是“贞观之治”的盛世繁华，更深刻展现了一代执政者以“水舟之喻”自警自省，固本安民、修德任贤，不断求索“善治之道”的为政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读这部典籍，或许我们能从那些跨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中，汲取契合当下的治理智慧与处世之道。

（来源：《旗帜》2026年第5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 编辑：孙丽   送签：钟鸣   签发：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