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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意义在于转化运用。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从书本走进现实、从认知变为行动?一次党支部的学习实践,让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切的体悟。
2025年8月,我们党支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组织专题学习。会上,大家围绕如何牢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展开讨论。讨论中有人提出:能否发挥我们作为文艺理论研究者的专长,撰写一篇专题文章,系统梳理抗战文艺的历史实践与发展演变,展现文艺在弘扬抗战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中的独特作用?这一提议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学以致用,正当其时。
正当气氛高涨时,党员崔柯的一句话让大家陷入沉思:“用两万字写透抗战文艺史,难度不小。但更难的是,如何精准地呈现文艺在凝聚、弘扬抗战精神中发挥的作用,否则文章就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作为党支部书记,我理解这种顾虑:这不仅是写文章的难题,更是我们理论学习“如何转化”的痛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对我们而言,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能止步于文本研读,而应是一场以学术研究阐释党的文艺思想、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自觉实践。但光有行动还不够,还要主题准、论证严、文风活,才能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经过讨论,大家形成了共识:用高质量的学术表达让理论从书本走向现实才是检验学习成效的关键。

1938年5月10日出版的《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三号(三级文物),现藏于武汉革命博物馆。
设想虽好,实践却非坦途。学习会结束后,我们立即着手推进,但开题之初便遭遇难题: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精准呈现宏大主题?思路一度阻滞。面对困境,我没有急于定调,而是让大家分头查阅资料,建立课题小组微信群,集思广益。
接下来的几天,群里渐渐热闹起来。有人分享查阅到的关键文献,有人抛出文章框架初步设想,也有人提出困惑:“是按时间线写,还是按问题域分?”“如何避免写成文学史教材?”“怎样实现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统一?”观点时有交锋,有时深夜还在讨论。正是在这样的碰撞中,思路逐渐清晰:以抗战精神的凝聚过程为主线,以文学史分期为副线,以重要文艺实践、思潮、文艺家、文艺作品为节点,再现抗战文艺发展历程,总结其基本经验,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最终,文章主标题被确定为“在胜利与和平的旗帜下”,副标题是“抗战文艺的历史实践、发展演变及文明价值”,下设四个部分:“民国时期:‘血花’绽放与文化抗战”“延安时期:人民文艺的构建与人民主体的诞生”“新中国:经典生成与共识缔造”“新时期:范式转换与视角迁移”。
最难啃的“骨头”终于攻克。我们立即成立执笔小组,一周内完成初稿,再集中统稿、反复打磨,最后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并邀请专家专题研讨,根据研讨意见进一步完善。文章完成后,我们虽知已倾注全力,心中仍不免忐忑。经院党委及专家审核后,文章被确定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稿,在《中国文化报》发表,并被编入《抗战中的文艺 文艺中的抗战》一书正式出版,产生良好社会反响。

1939年,冼星海指挥鲁迅艺术学院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回顾这段经历,我深刻体会到:理论学习与学术研究的深度融合,关键在于“四个坚持”——坚持学以致用,发挥学术研究的实践功能;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困惑中找准切入点;坚持集体攻关,充分发挥支部党员专长;坚持质量第一,在研讨碰撞中不断提高研究水准。这“四个坚持”已经成为我们支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这次学用转化实践,我感到比这些成绩更重要的,是支部党员在这次“实战”中展现出的学习热情、实践意识与协作精神。从学习会上的困惑,到深夜微信群里的讨论,再到反复打磨的坚持,大家真正实现了理论学习和业务研究的深度融合。这篇文章的成功给予我们深刻启示:作为文艺理论研究者,既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更要主动担当作为,以扎实的研究成果、晓畅的学术表达,让党的创新理论如明亮的火炬,照亮更广阔的人群。当学术研究能够回应时代之问、服务人民之需,理论学习便完成了从文本到现实、从书斋到人心、从认知到实践的完美闭环。这正是“学以致用”最生动的实践,也是我们支部在理论武装中不断前行的方向。
(来源:《旗帜》2026年第4期;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 编辑:刘琼 送签:钟鸣 签发:林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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