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對輸入型通脹風險

當前，全球經濟共振復蘇，發達經濟體繼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並出台刺激性財政政策，推動近期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新興經濟體面臨的輸入性通脹、外幣資產縮水、匯率和資本市場震蕩等風險明顯上升。針對全球經濟金融風險挑戰，我國必須更好發揮制度優勢，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制度優勢應對各種不確定性沖擊。

發達經濟體寬鬆貨幣政策和刺激性財政政策帶來輸入性通脹上升壓力

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極大沖擊了全球經濟活動，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以美聯儲為代表的各國央行實施了前所未有的超寬鬆貨幣政策，各國政府也出台了史無前例的刺激性財政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2020年4月以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逐步上漲。特別是2021年以來，隨著全球疫情防控形勢有所好轉、疫苗推廣加速、美國1.9萬億財政刺激落地以及大規模基建計劃有望推行等，市場對未來通脹的擔心上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近期急劇上漲，目前主要商品價格已經顯著高於疫情前水平，且大部分商品均有不同程度的價格上漲。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給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家帶來極大的通脹風險。2月份俄羅斯CPI、土耳其CPI和巴西的INPC（全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漲幅分別擴大到5.7%、6.2%和15.6%，且均處於快速上升通道。

我國價格水平將在合理區間波動，風險可控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提高了中下游企業投入成本，擠壓了企業利潤，增加了居民支出。從家電行業看，銅材、鋼材、鋁材和塑料等原材料成本佔比高達80%以上，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漲，增加了家電行業原材料投入成本。從上游、中游、下游價格變化看，2021年1-2月份累計，採掘工業、原材料工業、加工工業和耐用消費品環比分別上漲8.3%、3.9%、1.1%和-0.3%，中下游行業明顯受到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企業利潤減少。以大宗商品價格的代表—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為例，中下游精煉石油、石油加工等行業受到負面沖擊，也直接提高了交通運輸行業支出成本。自2020年11月以來，國內連續9次上調成品油價格。對滿載50噸的大型物流運輸車輛而言，平均每行駛1000公裡，燃油費用增加80元左右。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輸入型通脹風險可控。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持續向好，供給需求均穩中有升，與千家萬戶緊密相關的消費者價格指數保持了相對穩定。2021年1、2月份CPI同比分別下降0.3%和0.2%﹔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分別下降0.3%和持平。在各項政策推動下，我國生豬產能恢復持續加快，居民感受到的豬肉價格較高問題逐步解決。我國糧食連年豐收，糧食總產量已連續6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人均糧食佔有量超過470公斤，遠高於人均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標准線﹔糧食庫存處於較高水平，小麥、稻谷等口糧品種能夠滿足一年的消費需求。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減弱，我國傳統服務需求將復蘇，休閑旅游、文化消費產業恢復加快。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主要拉動部分工業品價格上漲。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完整，出口形勢好轉，以及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增長，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拉動部分工業品價格反彈回升。1、2月份PPI同比分別上漲0.3%和1.7%，伴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減弱，國內工業品供需兩端將逐步趨於匹配，工業品價格略有上漲后保持相對穩定。

總體看，我國面臨的輸入型通脹風險可控，居民消費品價格漲幅有限，預計低於《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漲幅3%的目標。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主要拉動部分工業品價格快速反彈，耐用消費品、一般日用品等工業品價格小幅上漲后將保持穩定。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弱化輸入型通脹的影響

相較於主要發達經濟體，我國率先實現了復工復產，當前，我國經濟持續向好，經濟保持恢復性增長，財政貨幣政策還有很大空間。相較於新興市場經濟體，我國物價水平總體相對穩定，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區間波動，資本流入流出正常。考慮到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很牢固，我國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對輸入型通脹。

一是加強價格形勢監測，做好政策儲備。加強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監測預警。我國是多數大宗商品的最大進口國，應加強大宗商品市場的監測和分析，降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震蕩對我國經濟金融的負向沖擊。做好應對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的政策儲備，在時間上留有充足的余地，一旦面臨問題，及時推出相關政策。

二是管理好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當前，居民對通貨膨脹上升有較大擔憂，可採取靈活多樣的方式宣傳穩健貨幣政策含義，提升居民對人民幣購買力信心，降低其通過儲蓄和投資來抵御通脹的意願。

三是發揮財政政策作用，弱化輸入型通脹的影響。我國面臨成本推動型的輸入型通脹，而不是投資和消費過熱引致的需求拉動型通脹。收緊貨幣政策對國內工業品價格上漲的抑制作用有限，還會讓市場主體雪上加霜。以緊縮貨幣政策應對成本推動的輸入型通貨膨脹，會進一步提高企業融資成本，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也會擴大中美利息差，影響短期國際資金流入，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利於我國企業出口。以寬鬆貨幣政策應對成本推動的輸入型通貨膨脹，會進一步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因此，應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切實貫徹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實施新的結構性減稅舉措，對沖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負面沖擊，把減稅政策及時落實到位，確保市場主體應享盡享。

四是爭取大宗商品定價權。我國是大宗商品最主要消費國，鋼鐵、銅、鋁、鐵礦石、鎳等產品的消費在全球佔比均超過50%，進口量大，對外依存度較高，易受國際價格及匯率波動影響。爭取大宗商品國際定價權對我國經濟穩定尤為重要。得益於我國在需求端的主導地位，推動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結算已具有較好的基礎和條件，首先要抓住機遇推進人民幣計價、結算。其次是建設大宗商品國際交易平台，逐步搭建起現貨、期貨、場外市場相結合體系，形成全球大宗商品交易樞紐。再次是充分利用我國制度優勢，在大宗商品價格處於低谷時增加境外直接投資。

（來源：《旗幟》2021年第4期﹔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 編輯：孫麗   送簽：張成付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