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確黨史觀指導黨史學習教育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中國共產黨歷史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和《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是這些重要論述的集大成者和擷英薈萃，科學總結了黨的光輝歷程、偉大成就、寶貴經驗，深刻回答了有關黨史的一系列重大根本問題，精辟論述了學習運用黨史的基本立場、科學態度、思維方法，體現了正確的黨史觀，為我們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行動指南。

全面地看百年黨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縱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都會跌宕起伏甚至充滿曲折。”“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 歷史不是直線型的，不可能總是一路凱歌，總會有曲折、失誤，百年黨史也不例外。全面地看百年黨史，就是要看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我們黨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就是這樣全面評價黨的歷史的，毫不回避歷史上黨犯過的錯誤，但高度肯定黨的成就，認為這是主線、主流。百年黨史苦難輝煌、波瀾壯闊，並非一帆風順、一馬平川，革命歷經曲折、驚心動魄，建設成績巨大、失誤令人痛惜，改革十分成功也並非沒有曲折。但從總體來看，黨的百年歷程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值得大書特書。毫無疑問，功績是昂揚澎湃的主流，失誤是量小勢弱的支流。正確和成功作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百年黨史的底色主線，決定著中國社會發展走向，成就了今天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總結起來，主要有四大豐功偉績彪炳史冊：一是指明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實現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跡”。二是根本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中國人民受壓迫、受欺凌的悲慘命運一去不復返了，已經從貧困走進全面小康，民主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升。三是作出了解決全人類問題的中國貢獻，以中華民族走上復興道路的雄辯事實鼓舞了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斗志和信心，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歷史性貢獻和光輝榜樣，為處於低潮的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帶來新的希望，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極大幫助，為全球發展和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四是形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以思想理論的先進性、價值追求的人民性、不懈奮斗的堅韌性、組織系統的科學性、自我革命的堅定性，理所當然、歷史必然地成為民族復興事業的領導核心、成為人民的主心骨，引領“中華復興號”巨輪行穩致遠。這就是百年黨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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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看百年黨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隻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任意選擇。”我們要深刻認識到，歷史有其內在發展規律，有其客觀演進邏輯，隻有在歷史的環境中看待黨史，從歷史的客觀條件出發考察黨史，才能正確認識我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不成熟到逐漸成熟、從黑暗中苦苦探求道路到豁然開朗開辟新路的歷史。一些探索局限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局限於人們的認識水平，並不是一步到位，一開始就無比正確，一下子就完美無缺的。比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於反革命力量強大，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先后背叛革命﹔從主觀方面講，是因為黨沒能保持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也沒有真正掌握革命武裝，更沒有對國民黨反動派保持應有的警惕，但當時黨尚處於幼年時期，缺乏應對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付出的是“成長中的代價”。正是吸取這個血的教訓，我們黨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並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堅持自身獨立性。比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設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建設的成功積累了豐富經驗，但我們不能設想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一開始就按照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樣子來設計。先有了井岡山才有了后來的延安，這個歷史次序不能顛倒，也沒法顛倒。又比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一開始，因為我們沒有搞過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全新的事業，隻有蘇聯模式可借鑒，便走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路子。后來，我們黨認識到蘇聯模式的局限性，也不完全符合中國實際，不能照搬，便在實踐中進行了積極探索和思考，開始走自己的路，其理論成果集中體現在毛澤東同志《論十大關系》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著作中。再到后來，我們進行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是社會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不能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為何不直接一步到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美好但幼稚的想法。歷史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向前的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為基礎的，每一次向前又是下一次前進的起點和基點，就這樣積跬步而至千裡，逐漸實現歷史大跨越。

辯証地看百年黨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隻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真正履行對人民群眾所負責任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不可能永遠正確，歷史也不可能一條直線往前發展。波瀾壯闊的百年黨史，自然少不了風風雨雨、磕磕絆絆甚至疾風驟雨、驚濤駭浪。對於黨史上出現的失誤甚至錯誤，我們要有理性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深入研究失誤背后的社會歷史根源，而不是停留在歷史現象表面一聲哀嘆﹔要善於吸取以巨大代價換來的教訓從而更好前進，而不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地苛責怪罪前人﹔要站在革命事業的政治高度和國家大環境視野下來觀察所發生的問題，而不是以一種低級趣味的、個人恩怨的狹窄胸襟揣度重要歷史人物的動機。比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鮮明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違背了經濟規律，是完全錯誤的，但並沒有簡單歸結於某個個人急躁冒進、好大喜功，而是從全黨全社會急於改變我國落后面貌這個良好但不切實際的主觀願望上找原因。同樣，《決議》鮮明指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但也科學分析了前蘇聯出現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等復雜國際環境，分析了我國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以及我們黨在思想理論上存在誤區，民主集中制沒有堅持好、權力過分集中，等等。這就告訴我們，這些錯誤都是主觀與客觀相脫離、主觀願望與客觀效果相背離的結果，有其社會條件、思想基礎，不能簡單歸結於個人品質、“政治動機”。同時，《決議》在指出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錯誤的基礎上，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績是第一位的，是永遠不可能磨滅的，要把這些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對如何看待這些錯誤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該承擔一些責任。”“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我們縱觀百年黨史，特別是看待黨史中的失誤和錯誤，就要有這樣的胸襟、這樣的態度、這樣的史識。

發展地看百年黨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澱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今天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這就告訴我們，看歷史要用發展的眼光，放在長時段而不是截斷面來看，聯系起來而不是割裂開來看。歷史是需要用時間來証明的，時間跨度越大、沉澱時間越長，歷史發展脈絡就越清晰、重大歷史事件所起的作用就越凸顯。比如，遵義會議、長征從當時來看，當事人可能尚未領會其深遠歷史意義，就是直觀地感覺解決了現實問題、找對了前進路子。后來，我們認識到這是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現在或將來再來重新審視，可能就覺得這是改變中國歷史、改變民族命運的大事件。又比如，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大家身處其中、習以為常，到黨的十九大回過頭來看，就發現從黨的十八大開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方方面面都發生了驚人巨變。還比如，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當時很多人因為政治站位不夠、缺乏政治遠見，看不到將帶來系統的、全局的、長遠的、根本性的變化，現在很多人才驀然發現茲事體大、影響深遠。如果不是全面從嚴治黨，我們如何能應對國內國際接二連三的重大風險挑戰，何以得來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現在看來，全面從嚴治黨確實是挽救黨、挽救國家、挽救民族之壯舉，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大事件。現在看來，毫無疑問，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史已經在百年黨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毫無疑問，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史必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最為光彩奪目的篇章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實踐的發展、歷史的沉澱，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史將會有更深的認識和更高的評價。

發展地看百年黨史，另一個含義就是以史鑒今、以往知來。歷史揭示大勢，歷史預示未來。我們學習黨史，就要善於從百年黨史中領悟和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就要善於從百年黨史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治國理政智慧，就要善於運用黨的歷史經驗來謀劃未來。

（來源：《旗幟》2021年第6期﹔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 編輯：孫麗   送簽：張成付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