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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召開的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鄭重承諾向國際社會充分表明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和決心,將給中國發展帶來一系列新挑戰和新機遇。
碳中和承諾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意義重大
我國屬於生態敏感和氣候敏感型國家,近年來以洪水等極端天氣為代表的氣候風險呈上升趨勢,而碳中和進程將有效降低氣候災害的影響。目前,我國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將碳達峰和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在“十四五”時期將嚴控煤電項目和煤炭消費增長,啟動全國碳市場交易,推動可再生能源、智能電網等低碳產業發展,努力推動我國邁向以綠色為底色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我國碳中和承諾將為全球抗擊氣候變化作出巨大貢獻。我國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投資國,將帶動全球清潔技術平均成本持續下降,使更多發展中國家走上低碳發展道路。碳中和將倒逼我國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引領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據測算,中國碳中和將使全球溫升幅度降低約0.2到0.3攝氏度,還可能使全球碳中和提前5至10年。
我國碳中和承諾將有力推動全球氣候治理與國際合作。在全球治理舞台上,中國一直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2015年中國撥出200億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2017年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中國與歐盟攜手推進全球氣候治理,捍衛多邊主義,推進南南合作、南北對話。中國還將綠色低碳作為“一帶一路”建設重點內容,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的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打造國際發展合作新范式。
實現碳中和需要直面五大挑戰
中國實現碳中和面臨的首要挑戰,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減排速度和力度遠超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大多已在1990年左右達峰,而中國在2030年左右才能達峰。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中國必須用30年時間完成發達經濟體60年完成的任務,可以預見中國實現碳中和之艱巨,而且這一進程很可能遭遇外部壓力。從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已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施壓。
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導致的高碳鎖定效應是中國實現碳達峰目標的主要障礙。中國是典型缺油少氣多煤型國家,煤炭佔能源總消耗的57.7%,即使煤炭消費量佔比到2025年有望下降到52%,但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仍無法在短時間內發生根本轉變。能源轉型加速,中國必然遭受陣痛。
工業化和城市化持續推進將帶來較大減排壓力。當前中國工業部門能耗佔全國總能耗的65%,且單位能耗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有差距。碳捕獲和利用技術的發展對鋼鐵、水泥等難脫碳行業非常重要,但成本昂貴。截至2019年12月,中國城鎮化率為60.60%,低於發達國家80%以上的水平,未來城鎮化的加速必然帶來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和碳排放壓力。
核心技術缺乏也是中國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盡管中國在風電、太陽能光伏等領域已具備一定市場和競爭優勢,但軸承、變流器等核心零部件的生產技術還未攻克難關。中國在高性能電池材料、電池標准及生產、氫動力和生物燃料、綠色船舶領域等前瞻性技術方面也遠遠落后於發達國家。
碳中和進程還將面臨巨大資金缺口挑戰。據測算,實現碳中和目標,未來30年中國能源系統需要新增投資約100萬億至138萬億元。政府預算隻能滿足很小部分需求,必須以市場化方式動員公共和私人部門資金。綠色金融和碳排放交易可以彌補資金缺口,但目前綠色金融存在試點范圍小、融資成本偏高等問題。
碳中和蘊含巨大發展潛力和機遇
清潔和零碳技術有望重塑中國的全球競爭力。近年來,中國憑借低成本和規模化創新優勢,建立起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風電、光伏產業鏈,已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最大投資國、最大多晶硅生產國、最大鋰電池材料和電池生產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之一。抓住新一輪低碳科技革命歷史機遇,在資源再生利用、提升能效、電氣化、清潔發電技術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將極大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
向碳中和經濟過渡將給低碳產業帶來巨大投資機遇。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最大限度利用核能、氫能等清潔能源,推動工業領域節能減排等,這些都是中國產業轉型的方向。在這一進程中,風電、氫能等產業及相關裝備制造、大數據平台等將迎來重大發展。要發揮好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引領作用,鼓勵企業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碳達峰實施方案,帶頭壓減落后產能、推廣低碳零碳負碳技術。
碳中和也將催生新的金融業態,為金融業開展綠色低碳業務提供廣闊空間。2020年10月我國出台《關於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特別提出要擴大綠色金融區域試點工作。綠色信貸、綠色債券、ESG投資基金等都是受政策扶持和市場青睞的金融產品,氣候債券、藍色海洋債券將迎來發展契機,碳金融空間也會被逐漸打開。
碳中和進程需發揮政府引領作用
實現碳中和,必須加強頂層設計,指導和督促地方及重點領域、行業、企業科學設置目標、制定行動方案,強化市場機制引導經濟低碳轉型的作用。當前要重點圍繞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推進能源結構調整、支持綠色低碳技術研發推廣、完善綠色低碳政策體系、健全法律法規和標准體系等,研究提出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舉措。比如,要充分發揮財政、金融等政策工具的作用,構建綠色經濟政策生態體系。發揮價格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加快推進碳市場和碳定價工作,完善水電、核電及可再生能源電價定價機制。穩步健全法律監管框架,推動綠色金融創新發展。
要建立“官產學民”四位一體驅動機制,激發非政府行為體減排潛力。從確立理念到構建法律和標准支撐體系,從產業低碳化到公民參與意識普及化,我國要全方位將碳中和理念融入生產、生活、教育全過程,提升社會參與度,推動產官學民融合。
要以靈活的氣候外交策略,謀求在氣候環境問題上的國際領導權。我國政府要積極參與到氣候相關的國際新規則、標准的制定中,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尋求全球氣候治理的最大公約數,攜手國際社會共同保護好地球家園。要積極宣傳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目標、舉措、成效,善於用案例講好中國故事,為我國環保產業走出去創造條件。
(來源:《旗幟》2021年第6期﹔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大宗商品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 編輯:孫麗 送簽:張成付 簽發:張桃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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