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賢相陸贄的佐政之道

陸贄（754-805年），字敬輿，蘇州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唐朝中期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政論家、民本主義思想家。陸贄生活的年代處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他於亂世時登上政治舞台，以議論縱橫、析理深刻以及深謀遠慮、善於籌劃的政治品質，得到唐德宗的賞識。即使在未擔任宰相時，事無大小，德宗都和他商量，所以有“內相”之稱。陸贄學識淵博、嚴於律己、克己奉公、極諫匡正，是支撐大危局的重要脊梁，也是唐朝公認的繼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之后的賢相。

“才本王佐，學為帝師”

陸贄出身於縣令微官之家，早年喪父，《舊唐書·陸贄傳》記載其父陸侃為溧陽縣令：“父侃，溧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群，頗勤儒學。”根據其好友權德輿撰寫的《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記載，陸贄“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年僅十八歲就榮登進士，這在“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唐代極為罕見，可見陸贄天資聰穎，博覽群書，勤奮好學。他先后擔任華州鄭縣尉、渭南縣主簿、監察御史、祠部員外郎、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后受奸臣裴延齡構陷，被貶為太子賓客、忠州別駕，於805年去世，謚號為“宣”，贈兵部尚書。

陸贄憑其所學，事君以忠，一生踐行“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的君臣之道。建中四年（783年）奉天蒙難，陸贄隨唐德宗李適出逃奉天。奉天解圍后，陸贄上《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向德宗提出“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的建議。他認為，民心是國家的根本，民心向背直接關系國家的命運，“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隨后，他又在《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中以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等帝王得失為例，諫君以推誠。后李懷光於興元元年（784年）叛亂，陸贄犯顏直諫、導君正道，主張德宗大赦罪己，並擬定《奉天改元大赦制》，建議德宗勤政愛民、愛惜民力，快速收復民心，為德宗平定叛亂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譽為“救時內相”。安史之亂后，許多官吏灰心失望、尸位素餐，不敢不願諫言，與之不同，陸贄“不恤其他”，直言敢諫。蘇軾在《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札子》中對德宗的缺點和陸贄的進諫之法作出了精辟總結：“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蘇軾由此評價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

“權之為義，取類權衡”

陸贄關於“權”的理解深刻影響著其政治思想和為官之道。他認為：“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准﹔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舍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全唐文 · 論替換李楚琳狀》）他認為，“權”就是權衡，衡是秤，權是錘。權力的使用不能是任意的，要想合理規范行使權力，就必須在“義”的框架內，堅持“以義為本，以利為末”。

權力的使用主體是人。因此，在人才選拔之時，應有“三術”：“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余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全唐文 ·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即破格提拔有才能的官員，罷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失職官員，對於才干平庸的官員則按常例任用。如此，人才考核與其才能相關聯，嚴禁徇私后門。人才選拔得當，權力的使用自然恰當。

他從對“權”的理解推及義在利先的義利觀，宣公利禁私利。他認為，制定好的法律仍然有貪財的隱患，如果制定貪財的法律，那麼就更無法解決腐敗的問題了。用公正來示人，依然有私利的弊端，如果以私利示人，那麼這個弊端就更難消弭了。於是，他上書《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力諫德宗去私庫，闡明天子不應積蓄私財，應遠離私利而崇尚廉潔。他認為，百姓的富有是積蓄錢財，而天子的富有是散發錢財收納民心。“貪”與“賄”密切聯系，貪欲膨脹，想要的私利就越來越多，國家必定走向滅亡。陸贄時刻警惕腐敗變質行為，“先天下之憂而憂”，為國為民，鞠躬盡瘁。

“利於小者，必害於大”

陸贄榮登進士之后，初仕華州鄭縣尉，從九品，任滿回故裡，拜見當時頗有名氣的壽州刺史張鎰。張鎰與陸贄相談三日，對他的人品學問非常贊賞，二人結為忘年交。等到陸贄要離開時，張鎰拿出百萬錢，欲贈予陸贄。他知道陸贄是出了名的孝子，說“這是給予您母親一日的伙食費”。陸贄以清廉自持，堅決不收錢財，“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新唐書·陸贄傳》）。陸贄清介自守、廉潔奉公的事跡不勝枚舉，他在東都洛陽嵩山豐樂寺丁憂之時，也正是德宗對其最為信任倚重之時，各地方官員紛紛備厚禮前往豐樂寺，面對“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贄）一無所取”。隻在上奏德宗之后，接受了布衣好友韋皋的贈送。

陸贄廉潔奉公廣為后世流傳的是貞元九年（793年）二月，德宗專門下“密旨”勸其納諸財物的故事，“上使人諭陸贄：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資治通鑒·唐紀五十》）。唐德宗下密旨怪罪陸贄過於清廉，指責其無論別人送什麼都不收受，這樣不利於工作，於是勸他可以收受一些如馬鞭、靴子之類的細小之物。面對德宗的勸說，陸贄時刻銘記自己作為宰相的表率作用，不卑不亢上疏陳述觀點：“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全唐文 ·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陸贄認為，拒絕腐敗應該防微杜漸，從小處嚴起。一旦受賄的口子一開，胃口隻會越來越大，從而導致吏治腐敗。收了馬鞭靴子之后，就會收受財物華服﹔收了財物華服之后，就會開始收車馬座駕﹔收了車馬座駕之后，就會開始收金玉珠寶。其結果就是“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他認為，事情總是由小及大，貪欲也是由小及大，由量變引起質變，“涓流不止，溪壑成災”，且受賄必然徇私，徇私必然枉法。

德宗以“賄”作為處置藩鎮的手段，陸贄以此種賄賂之風盛行為憂，認為這是天下致亂之源，“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他關心百姓疾苦，以民為本，深知納賄之物取自民脂民膏，層層盤剝，“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全唐文 ·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他以檄文諫言，受賄是不顧百姓生計之行為，納賄愧對百姓信任。他以為國為民的熱忱進諫德宗，批評其一方面重刑嚴懲賄者至於“罪不可容”，一方面“宰司公受其賄”是“無恥而不恕者”。他堅持，臣僚之間並非靠納賄才能致誠。相反，行賄與受賄會影響相互間正常往來。他認為，以鞭靴小物，可以看到國家興亡。公生明，廉生威。要想肅清賄賂之風，達到風清氣正之態，必須自上而下克己，為上者率先垂范，下面才能廉潔守法。

（來源：《旗幟》2022年第9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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