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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幟網>>期刊>>《旗幟》雜志>>2023年第5期

“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

——讀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有感

李天啟
來源:旗幟網2023年05月22日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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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許多調查研究名篇對我國社會作出了鞭辟入裡的分析,是社會科學的經典之作。《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以下簡稱《文集》)收錄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關於調查研究的系列論著,既有深思熟慮的理論探索、又有行之有效的實踐創新,既有對所處時代的洞察、又有對發展路徑的擘畫,既有調研形成的報告、又有調研轉化的成果,體現了我們黨重視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為我們留下了寶貴財富。

左圖為毛澤東1927年在武漢。右圖為毛澤東在武漢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資料照片)。

堅定科學理論的指引

調查研究的成功實踐,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正確指引。《文集》開卷篇《反對本本主義》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向實際情況作調查。毛澤東同志在《文集》中指出,“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應當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這些重要論述,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芒。《文集》集納毛澤東同志撰寫的系列調查報告和主持制定的兩部《土地法》,都靈活運用了辯証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譜寫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澤東同志《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為我們黨掌握和運用辯証唯物主義樹立了光輝典范”。開展調查研究,首先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指導,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運用能力。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大興調查研究,必須強化理論武裝,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牢牢把握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運用黨的創新理論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推動調研工作不斷邁向新境界。

拿出眼睛向下的決心

毛澤東同志認為調查研究的方法“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文集》中《〈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關於農村調查》等篇目強調,“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我們的調查工作要面向下層,而不是幻想”。毛澤東同志開展農村調查,始終眼睛向下、腳步向下,足跡遍及東塘、大橋、李家坊、西逸亭、木口村等處。正是因為吸收了基層群眾智慧的“源頭活水”,《文集》中的調查報告才能“接地氣”“冒熱氣”“有生氣”,真正為人民排憂解難,贏得群眾的信賴和支持。

“眼睛向下”既是重要的調研方法,更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意識和為民情懷。毛澤東同志在《文集》中強調,“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我們要站穩人民立場,走好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邁開步子、走出院子,多傾聽第一線聲音、多掌握第一手材料,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建議,從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中獲得正確認識,把調研報告寫在祖國大地上、寫在廣闊天地間、寫在人民心坎裡。

鍛造深入唯實的作風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2011年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曾專門提到毛澤東同志1930年在尋烏縣調查時的情形,並指出“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尋烏調查》是《文集》中最大規模的調查,全文超過8萬字,對尋烏的區劃、交通、商業、土地等情況作了系統全面的考察。據毛澤東同志回憶,尋烏調查是“下大力來做”,“我們的會開了十多天”,並在文中加著重號強調“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尋烏調查》啟示我們,調查研究不能“走馬觀花”“蜻蜓點水”,而要靜下心、俯下身、沉下去、扎下根,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准、把對策提實。

2017年,在毛澤東同志開展尋烏調查近90年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宣部呈報的《弘揚脫貧攻堅精神,推動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尋烏扶貧調研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調研、經常調研,扑下身子,沉到一線,全面了解情況,深入研究問題……要實事求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我們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要求,以尋烏調查等為榜樣推進調研工作,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分析、充分論証、透徹研究,把准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防止“淺嘗輒止”“浮光掠影”,做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

運用科學有效的方法

在《文集》中,毛澤東同志強調,“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毛澤東同志寫的系列農村調查報告等著作,都運用了大量統計數字和田野調查材料”。例如,《興國調查》《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分別通過對八個家庭、一位佃農進行調研,解剖麻雀、管窺全豹,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展現了當時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基本情況。《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對戶口、物價、群眾收入、勞動力等數據作了周密的統計計算,為“發揚這些經驗”提供了詳實材料,做到了胸中有“數”。《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要求填寫兩種調查表格,“用硬算的辦法統計清楚”,為解決分配土地中的問題提供了科學依據。

毛澤東同志在《文集》中反復提醒我們,“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文集》中調查報告反映的情況、得出的結論已經成為歷史,但其中的調研方法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今天我們開展調查研究,應當以《文集》中的典型調查、數量分析、表格統計等有益做法為借鑒,結合具體實際,靈活加以運用,同時善於根據新形勢新任務不斷改進調研方法和手段,進一步提高調查研究的科學性有效性。

“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文集》思想深刻、論述精辟,歷久彌新、常讀常新。當前,全黨大興調查研究,我們能夠從《文集》中汲取養分、獲取力量,錘煉調查研究基本功,投身社會實踐大熔爐,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開展調查,努力推出更多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的研究成果,更好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更好服務於廣大人民群眾。

(來源:《旗幟》2023年第5期﹔作者單位:新華通訊社)

( 編輯:孫麗   送簽:孫麗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