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載物”思想的歷史淵源與現代傳承

“厚德載物”出自《周易·坤·象》，其原文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象征地，大地孕育了萬物，博大精深，其意指君子應效法大地，以寬厚的德行負載萬物，擔當大任。“厚德載物”體現著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兼容精神和廣闊胸懷，鮮明地刻畫了中華民族的可貴精神，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厚德載物”的深厚思想內涵及豐富實踐，不僅在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發展史中熠熠生輝，而且對新時代政治文明建設也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厚德載物”的思想蘊含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與《周易·乾·象》所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對乾坤兩卦物象的解釋。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天的運動剛強堅毅，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天象征奮發向上，地象征容載萬物。古人在天與地的對應和辯証關系中進一步道出人生哲理，以天地分別代表兩種品質與品德，即君子應像天一樣剛健不屈、奮發向上，也應像大地一樣順隨形勢、增厚美德，以寬厚的胸懷包容萬物。

“德”是“厚德載物”的內核。“德”的思想淵源深邃，在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進程中居於顯要位置，構成了人們生活行動的准則規范，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智慧結晶。“德”表示行為要端正，應以包容的心態和寬厚的品行對待周圍的人物事，不過分計較個人得失。“厚德載物”所彰顯的是一種寬厚胸懷與擔當意識。

中華民族歷來有崇德重德、尚德倡德的傳統。“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強調的就是道德對於個人修身立業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作用。“德不厚者不可使命”，厚德方可善政。“湯以七十裡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裡之壤而臣諸侯”，根深才能葉茂，為政者必須德才兼備、德位相當，隻有厚德，才能擔當大任重任。孔子指出：“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主張統治者要德高望重，品行作風端正高尚，應對社會發展起到引領作用。夏禹、商湯、周文王等明君“兼愛天下之百姓”，因此“天下諸侯皆賓事之”。相反，夏桀、商紂、周幽王等失德殘暴，最終落得身死國滅。正如《國語·晉語六》所言：“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漢代的王符在《潛夫論·貴忠篇》中進而指出：“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德政是“厚德載物”思想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鮮明體現。《尚書·正義·太甲下》指出：“德惟治，否德亂”，可見“德”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居於舉足輕重的位置，關系到一個國家的治亂興衰。《尚書》言：“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意思是實行德政可感動上天，無論多遠，這種感召力都能達到。周文王實行德政，推翻了商紂王的失德統治，繼承天命統御萬民。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周公吸取商亡教訓，積極倡導“德治”理念，進行道德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敬德”“厚德”的觀念和“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文子》教導國君要積德，“德積而民可用也”，指出為政之要在於積累德行，這正是“厚德載物”思想的精神內核。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爭相爭雄稱霸，各國國君為了一己私利發動戰爭，百姓深受戰亂之苦。孟子對黎民百姓的疾苦有著深切的體會，提出“王道”的政治理念，也就是君主應以德服人、厚德載物。

“厚德載物”思想除內化於治國，還外擴於治天下。《中庸》指出：“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而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治理“天下國家”的“九經”包含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家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提倡以一種家庭式的方式來處理人和人、家和家、國和國之間的關系。而“柔遠人”和“懷諸侯”的相處之道，則是平天下思想的呈現，號召應以平等、尊敬、友愛的方式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尚書·堯典》中講，“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表達出古人對理想生活和大同世界的追求與向往，主張以修德厚德實現家族社會和睦、各邦國和諧合作，由立己達人進而兼濟天下。

厚德載物思想的政治實踐

中國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厚德載物”思想是中華民族的優良精神傳統，並經過逐步發展與完善，貫穿於中國古代的政治實踐中。

2022年8月30日，一架載有中國援巴抗洪救災人道主義物資的中國空軍運-20運輸機飛抵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

修身進德是中華民族的人格標杆。《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有德之士，代有其人。在春秋戰國“霸道”和“王道”的博弈中，孔子主張把“德”放在社會治理的首位，德治思想彰顯了“厚德載物”的精神底色和價值理念。管子說，官職“授有德則國安，授無德則國亂”。戰國末期，秦遵奉霸道統一六國，終因“無德”僅二世而亡。秦朝興亡的歷史教訓殷鑒不遠，陸賈告誡漢高祖劉邦要行德政，並提出“治以道德為上”的觀點。

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厚德載物”的思想亦深深根植於中華文化的血脈之中。平等交流、相互借鑒、共同進步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主張，也是“厚德載物”思想的體現。中國先哲老子講“大邦者下流”，勸誡當政者要有大國胸懷和擔當，要像居於江河下游那樣，擁有容納天下百川的胸懷。漢朝積極探索與異域的聯絡和溝通，對外開放和交往隨著政治的穩定和國力的強盛而日益擴大。協和萬邦、和睦共容，漢武帝時期張騫數次出使西域各國，開辟了從中國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把西漢同中亞和歐洲許多國家聯系起來，推動了與西域各民族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往，中原文明尤其是蠶絲和冶鐵術通過絲綢之路迅速傳播。“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與“厚德載物”思想一脈相承，張騫的“鑿空”之功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德不孤，必有鄰。隋唐時期我國經濟和文化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唐代秉持“和同為一家”的理念，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交流互通達到新高度。對外交通線更為發達，不僅有陸上絲綢之路，還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和亞洲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唐宋時期是中國文化與經濟社會高度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對外交往建立在以中華文化為軸心的亞洲大交融之中，形成了以文化為基礎的王道睦鄰外交。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在奮發向上、開拓進取的同時，又保持著內斂、包容、友善的特質，將實力蘊含在禮儀之中，展現出友善、和諧、安定、自信，彰顯中華文明的開放與包容。

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無數仁人志士為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前赴后繼。1914年，梁啟超在清華大學以《君子》為題，勉勵廣大青年學子要“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他認為，君子應如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容載萬物﹔以寬厚的道德，擔負起歷史重任。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積累了厚重的文化傳統，孕育了偉大的中華文明，形成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在不斷汲取各種文明養分中豐富和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進入近代，“厚德載物”的思想仍在深深滋養著中國人。在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進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始終秉持著一個基本原則——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吸收借鑒人類歷史上的文明成果。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正是發揚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兼容並蓄的傳統，才最終拓展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廣闊道路。

中國共產黨與“厚德載物”思想的現代傳承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之大德，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並通過不懈奮斗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中，“厚德載物”思想必將提供深厚的文化滋養、貢獻其時代價值。

“立志報效祖國、服務人民，這是大德，養大德者方可成大業。”習近平總書記對“大德”的闡述體現了“厚德載物”思想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厚德載物”思想不僅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精神支撐，也是黨員干部提升政德修養的道德遵循。廣大黨員干部要自覺追求“上善若水、厚德載物”的道德境界，時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眾。

中華文明歷來主張天下大同、協和萬邦。自古以來，中國人就秉承為世界謀大同的政治理想，並為之而不懈奮斗。世界大同、和合共生，不僅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寬厚胸懷，更體現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擔當。在全球事務中，中國不斷發揮更大作用，並積極同各國一道為解決全人類問題作出更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人類發展和世界前途，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謀大同提供了中國方案、作出了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中國貢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諧萬邦的天下觀，更是對中華民族精神中“厚德載物”思想的傳承與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哲理、精神力量和文化滋養。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交流互鑒，推動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新時代國際關系作出的部署。中國將始終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展現出寬以待人、友好包容的大國形象。崇尚“厚德載物”的中華民族，願同世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描繪“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人類文明新篇章。

（來源：《旗幟》2023年第7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編輯：孫麗   送簽：孫麗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