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調查研究這篇大文章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決策權，中央八項規定的第一條，就是“改進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也是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必須充分運用的方法論，要下功夫做好調查研究這篇大文章。

光明日報社經過調查研究鑄就的新聞精品。

作為一名黨員，必須傳承好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

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要做到這些，須臾離不開調查研究。

這兩年，光明日報做了神山村系列報道。隨著報道影響力的持續擴大，報道中提到的很多地點，都成為紅色教育的“打卡”地標。其中，有一個地方叫暗隴紙坊。我和採訪團隊在神山村蹲點時，發現村裡流傳著毛澤東同志當年在這裡調研造紙產業的故事。

那時，毛澤東同志率領部隊剛剛在井岡山落腳。當地不少人以造紙為生，他便萌生調查造紙行業的想法。經人介紹，他來到神山村，在一間臨時搭建的寮棚裡住了十多天。這段時間，他每天早晚和老鄉們拉家常。他的調查研究非常細致，仔細觀看漚料、打漿、過濾、制紙、烘干等全部生產工序，還請來其他紙棚的十多個工人進行座談，向紙工們詢問了勞動收入、家庭生計、紙產品銷售等多方面情況。

經過分析歸納，毛澤東同志把這次調研獲取的資料寫進了《寧岡調查》。也正是因為這次調研，我們黨在井岡山地區及時制定了保護工商業的正確政策，還指示部隊打掉了蕭家壁靖衛團的三道稅卡，得到了造紙工人和中小商人的擁護。

鄧小平同志同樣重視調查研究。對有爭議的問題，總是先去一線調查研究，然后再下結論、作決斷。

我在翻閱光明日報過去的報道時，看到這樣一段描述：改革開放之初，經濟特區遇到爭議。1984年初，鄧小平同志來到深圳，深入商業區、工廠、蛇口工業區、漁民村等了解情況。經過深入調研，他揮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1992年初，在黨和國家發展的又一個關鍵時刻，88歲高齡的鄧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調查研究，並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這次調查研究闡發的一系列全新論斷，驅散了長期困擾人們的思想迷霧，把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重視調查研究。早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就大力提倡“四下基層”，即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他身體力行，曾用1個月的時間跑遍福建寧德9個縣區、13個鄉鎮、18個村、12家工廠電站及學校。“三進下黨”“四進坦洋”“三上毛家坪”“兩赴下岐”“七下晉江”……一段段“基層佳話”，解決了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探索出地方發展的科學路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調查研究的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山水水：在湖南十八洞村調研，創造性提出“精准扶貧”理念﹔到江蘇調研，首次公開將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一並提出﹔到武漢產業創新發展研究院考察時，強調“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發展新質生產力”……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雲南考察時，又深入肇興侗寨的村居古樓、麗江古城的商鋪小店進行詳細考察，對文化發展、鄉村振興等問題作出具體指示。

正是靠著“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創造了驚天動地的人間奇跡，書寫了彪炳史冊的壯麗詩篇！

作為一名新聞人，必須練好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

新聞人需不需要基本功？答案是肯定的。調查研究，就是新聞人必備的基本功之一。

從職責使命來看，黨媒“上頂天”，闡釋國家大政方針﹔“下接地”，深入體察群眾實踐。隻有做到上連黨心、下接民心，才能真正發揮好主流媒體的作用。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堅持政治家辦報，“站在天安門上看全國”﹔另一方面，開展調查研究，走好群眾路線，“站在田埂上找感覺”。

從客觀條件來看，信息時代，迫切需要新聞工作者練好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總體來看，雖然AI已在新聞行業應用，但AI再聰明也無法代替人去做調查研究，“鍵對鍵”永遠代替不了“面對面”。因此，我們既不能認為AI可以包打一切，也不要過分擔憂會被AI搶了飯碗。無論何時，增強“四力”、強化調查研究都不過時。

除此之外，互聯網環境下，人人都有“麥克風”，唯有及時提供更多真實客觀的信息內容，主流媒體才能發揮“定海神針”作用。做到“真實客觀”，一方面要求記者克盡厥職，把身子扑在基層一線，沉下心來搞調查研究，以科學方法和理性思維獲取信息來源，感知民情冷暖。另一方面，也要求記者以調研採集來的事實匡正視聽，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從記者個人成長來看，同樣需要強化調查研究。我曾跑過多年農口，在大棚裡，常看到無土栽培的農作物不用天然土壤，單靠營養液生長。盡管省地、省水、省肥，但是，一旦營養液斷供，葉子馬上就會枯黃。這引起我的思考：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有沒有“根”？我們的“根”應該扎在哪裡？

信息時代，我們不缺維持記者日常工作的“營養液”，譬如海量的文字材料、蕪雜的網絡信息等等。但是，如果我們一味沉浸於這些信息中，哪怕你排列組合能力再強，繪出的圖畫也只能是絹花、紙花，絕不會是沾著露珠、散著芬芳的鮮花。20世紀80年代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叫作《假如你要認識我》，裡面有這麼一句歌詞：“珍貴的靈芝森林裡栽，美麗的翡翠深山裡埋。”確實，要採到靈芝、挖到翡翠，唯一的辦法就是走進原野，俯下身去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探尋。

譬如，調研報告《蘇皖兩個相鄰山村的歲月嬗變》中有關“空心村”問題的分析，得到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這個問題能寫透，就是因為我們一頭扎進了基層。

我們在隨訪中，曾一次次吃了閉門羹——原因是除了留守老人和孩子，很少碰到能講清村裡情況的青壯年。我們循著問題而去，仔細調研房屋空置率、留守人員成分，並進行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與基層公務員、有關專家座談，在調研報告中提出“三資外流”和“五人增多”兩個農村“空心化”問題的具體表現，並提出了解決對策。

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長。在浙江工作時，有一年春天看到五雲山滿山的修竹，我曾寫了這麼一句話：“向上一尺，根深一丈﹔根須扎得越深越久，春日才能猛躥猛長。”一個記者，要想練就過硬的業務技能，離不開跋山涉水的奔波、苦心孤詣的鑽研和曠日積晷的筆耕。無論社會如何發展，技術怎樣進步，傳播手段多麼豐富，都不能代替記者走向那塊深沉的土地。

作為一名光明人，更要學好調查研究這門“必修課”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發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由此引發的關於真理標准的大討論，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深入寶庫採明珠》《印刷行業的一場革命》等一篇篇彪炳史冊的新聞經典，為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光明中國放歌，為推動國家改革進步吶喊，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勁擂鼙鼓。

這些文章，無一不是苦心孤詣進行調查研究后鍛造的新聞佳作。可以說，通過調查研究，光明日報做到了與真理同行、與時代同步！它所調研的事實、講述的故事、求索的真理，已經匯成了一部足以藏之名山、傳之后人的煌煌“學術巨著”。

如今，這部“學術巨著”，交到了我們手中，我們沒有理由不讓調查研究這個優良傳統煥發出新的煜煜光彩。

十多年前，我參加中央電視台《藝術人生》訪談節目時，主持人問我：“能否給記者這個職業下一個定義？”我的回答是：“記者，就是把新聞現場當作戰場的戰士。”記者隻有把自己置身於新聞現場，俯下身、沉下心，察實情、講實話、動真情，才有用武之地，新聞這個職業才有存在的意義。

基於這個理念，報社編委會提出，每個記者都要將新聞現場當作戰場，將“不到現場不寫稿”作為鐵律，把大興調查研究作為改進文風的基石。摒棄“坐在上面想點子，跑到下面找例子，關起門來寫稿子”的浮躁作風，養成深入調查研究的習慣。讓每一位記者都明白：之所以“妙筆生花”，是因為把筆杆子深深地插進了泥土裡。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不僅提倡採編部門大興調查研究，也支持行政部門的同志積極投身大調研的行列。我們不僅鼓勵總社的同志們深入全國進行調查研究，還提倡記者站進行跨地域跨領域調研，切實做到身居一隅、胸懷全國……

讓我們感到欣喜的是，調查研究之風在光明日報日漸濃郁，記者們走遍通都大邑、窮鄉僻壤，寫出了一篇篇沾泥土、帶露珠、冒熱氣的新聞作品。我們看到，近些年推出的好作品，無一不是在調查研究中煉就的——

為採寫《神山村三日》，調研組住在村裡，帶著全村花名冊，不漏一戶採訪，隻為讓報道留住鄉野泥土的芬芳、白雲掠過的痕跡、山間清風的舒爽……

“草原牧區行”大調研，由編委會成員領銜，調研團隊奔赴新疆、青海、西藏、內蒙古、甘肅五大牧區，挺進沙漠瀚海、走向原隰草場……

為辦好“大調研，我們在行動”欄目，採寫《“破四唯”和“立新標”，如何才能並舉》《青春，該以何種方式打開？》《大灣區，大未來！》的團隊走遍全國，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呼聲，數易其稿，不達滿意絕不上版。一系列重磅報道，都是經過調查研究鑄就的新聞精品。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如果想成為時代風雲的見証者和創造者，如果想在偉大時代的進程中刻下濃重的一痕，那就必須不斷改進工作作風，扎扎實實練好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

（來源：《旗幟》2025年第6期﹔作者系光明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

( 編輯：劉瓊   送簽：鐘鳴   簽發：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