韜奮精神歷久彌新

2025年是鄒韜奮同志誕辰130周年。在紀念鄒韜奮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與會同志認為“鄒韜奮同志是我國現代史上卓越的文化戰士、偉大的愛國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聞記者，體現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崇高風范，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形象”。這番跨越歷史長河的深刻共鳴，生動詮釋了1944年中共中央唁電中“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的崇高評價。他所展現的“盡瘁國事、以筆報國的愛國赤誠，追求進步、心向光明的篤信之志，大公無我、服務大眾的人民情懷，弘文傳道、開拓進取的創造之才”，共同熔鑄成穿越時空、歷久彌新的韜奮精神。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深入學習和弘揚這一寶貴精神財富，正是對其永恆價值的最好繼承，對於我們堅守初心使命、強化責任擔當具有重要啟示。

盡瘁國事、以筆報國的愛國赤誠

鄒韜奮的愛國主義，是融入血脈、見諸行動的赤膽忠誠。在國家危亡之際，他緊握手中之筆，使之化為刺向黑暗的投槍與喚醒國民的號角。

面對九一八事變后的山河破碎，鄒韜奮冒著停刊與迫害的風險，在“小言論”欄目中連續發表《寧死不屈的保護國權》等三篇文章，抨擊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國人民“必須反抗，必須抵死反抗”，面對日軍強盜行徑“絕對不與妥協，寧死不屈”。當刊物面臨停刊威脅時，他毅然宣稱：“寧為保全人格報格而關門，決不屈服於暴力。”這種“封了一個，再辦一個”的不屈不撓，正是他以筆報國、為國盡瘁的壯烈實踐。毛澤東同志曾深刻指出：“我們干革命有兩支隊伍，武的是八路軍，文的是鄒韜奮在上海辦刊物、開書店。”

鄒韜奮的愛國斗爭不僅體現在言論上，更落實到行動中。1932年淞滬抗戰期間，他除日夜出版增刊以“喚起民眾注意，共赴國難”外，還親赴戰地採訪，記錄將士英勇事跡，親自護送傷員。此外，他排除萬難籌辦傷兵醫院，不計任何利益，隻為滿足抗戰需要。這種全方位的抗日救亡實踐，彰顯了他知行合一的愛國情懷。鄒韜奮參與聯署的《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呼吁“負有指導社會使命的文化界”立即奮起，“站在民眾的前面而領導救國運動”，“我們現在要先組織自己，用集團的力量，來負擔我們時代的任務”，對於喚醒國人發揮了巨大作用。

1936年，因組織救國會力主抗日，鄒韜奮與沈鈞儒等六位愛國領袖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逮捕，史稱“七君子事件”。身陷囹圄的鄒韜奮，將國民黨的審判庭變成了宣傳抗日救國的庄嚴講壇，他慷慨陳詞，駁斥污蔑。獄中歲月，鐵窗鐐銬鎖不住他的報國之心，他堅持寫作，將監獄化為另一個戰場。他宣告：“力爭救國無罪，不是為個人是為著救亡運動的前途。不許侮辱人格，也不是為個人是為中華民族人格的光輝。”“我們的國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們用熱血代價去換來的，是要我們肩膀緊接著肩膀對著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作殊死戰去獲得的。”此等即便身陷囹圄仍然心系天下的錚錚鐵骨，正是其拳拳愛國之心的體現。

2025年11月4日，紀念鄒韜奮誕辰130周年活動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

追求進步、心向光明的篤信之志

鄒韜奮的精神世界，經歷了一個在時代洪流中不斷追求真理、趨向光明的動態歷程。他並非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實踐的探索與理性的比較中，最終找到了信仰的歸宿。

為探尋救亡圖存之道，他遠赴歐美考察。此行中，他既洞察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病，也開始系統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在《萍蹤寄語》中，他詳細記述西方“少數人的窮奢極欲”與“多數人在飢餓線上滾”的尖銳對比，以及“蘇聯是積極努力於新社會建設的國家，情形日新月異”。通過實地調研與深入學習，他在兩種制度和思想的鮮明對比中，完成了思想的蛻變與飛躍，科學真理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

思想上的覺醒很快轉化為行動上的自覺。1936年，化名“莫文華”的劉少奇同志兩次致信鄒韜奮，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與他深入交流。信中既用了“人民陣線”，也用了“聯合陣線”等名稱，反映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形成過程中的探索。鄒韜奮深刻領會黨的主張，在《生活日報》的宣傳中准確把握政策方向。同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鄒韜奮雖不在上海，仍被推舉為執行委員。毛澤東同志在致救國會領袖的信中，對他們的救國主張給予充分肯定，標志著鄒韜奮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直接聯系。隨著與中國共產黨交往日益深入，鄒韜奮在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對此，周恩來同志曾給予高度評價：“我們黨的抗日救國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主要是通過韜奮主編的刊物傳播到國民黨統治區廣大知識分子中去的。”

1938年，鄒韜奮曾向周恩來同志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出於革命工作的戰略考量，周恩來同志建議：“你現在以黨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國民黨地區和國民黨作政治斗爭，和你以一個共產黨員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樣。這是黨需要你這樣做。”這一追求光明的篤信之志，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刻迸發出最感人的力量。病榻之上，他口述遺囑，鄭重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這是他畢生求索的光明。陳毅同志精辟地總結：“韜奮先生是以一個民主主義者走入戰場，偉大的革命實踐推動他向前邁步，直至與共產主義相結合。因此鄒先生的道路是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最終結合的道路。”他以生命踐行了對光明與進步的追求。

位於江蘇南通濠河之畔的鄒韜奮紀念園立著鄒韜奮半身銅像，基座鐫刻著毛澤東同志對他的評價：“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大公無我、服務大眾的人民情懷

“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是鄒韜奮最根本的精神底色。他將讀者視為摯友、將大眾置於心中最高位置，使文化工作升華為與大眾同呼吸、共命運的偉大事業。

《生活》周刊的“讀者信箱”，正是這種情懷的生動體現。無數青年讀者將他視為知心朋友，來信傾訴求學、職業、人生的苦悶。鄒韜奮堅持親自閱處、逐一回復。“讀者信箱”欄目亦會將有代表性的讀者訴求刊載出來，通過編輯的解答幫助讀者解決困惑和難題，真正做到了“把讀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與讀者的悲歡離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然而，鄒韜奮的服務精神，並未止於筆墨之間的答疑解惑。正如他在《患難余生記》中所深情回憶的，當時許多海內外讀者，出於信任，常寄錢來委托他們代購書報、衣料等各式物品。對於這些繁瑣的“分外之事”，他和同事們視作“義不容辭”。他曾記述，有同事為給南洋讀者買到指定花色的布料，甘做“馬路巡閱使”“奔走竟日”﹔即便寄出后讀者對顏色不滿意，也會毫無怨言地“重新做起”，直至對方“心滿意足”為止。盡管“餓了一頓，或兩條腿酸了一夜”，同仁們卻“隻覺得是責無旁貸”，“跑得愉快，麻煩得愉快”！支撐這一切的，是他們把讀者的信任視為無上光榮。

這種“疲而不倦、勞而不厭的傻子似的‘服務精神’”，最終催生了組織形態上的創新。隨著代購業務激增，1930年《生活》周刊正式設立了“書報代辦部”，仍堅持“純盡義務”。這個由赤子之心孕育出的部門，正是日后名震全國的生活書店的雛形。“把讀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與讀者的悲歡離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的服務精神與“一點不肯馬虎，一點不肯延擱，一點不怕麻煩”的服務態度，讓“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有了具象化的典范。從為一位讀者奔波買布，到為一個民族輸送精神食糧，鄒韜奮以其“大公無我”的赤誠，在中國出版史上譜寫了服務大眾的不朽篇章。

弘文傳道、開拓進取的創造之才

鄒韜奮不僅有著深厚的人民情懷，更是一位具有非凡創造力的事業家。他以卓越的才華與創新的實踐，為中國現代新聞出版事業開辟了新路。

鄒韜奮接手《生活》周刊時，它只是一個發行量僅2800份的職業教育刊物。他銳意革新，大膽改版，增加犀利的時事評論與社會新聞，將其打造成一份“有趣味、有價值”的綜合周刊。他運用“明顯暢快”的平民文風，務求讓識字不多的車夫、主婦都能看懂、愛看。他認為辦刊要有“創造的精神”，要杜絕尾巴主義，不能內容上“人雲亦雲”、格式上“亦步亦趨”。他對編輯工作極端負責，在《經歷》中寫道：“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為鵠的。”正是這種對內容和形式的極致追求，使《生活》風靡全國，發行量一度飆升至15.5萬份，創下了當時我國雜志發行的最高紀錄。

在經營上，鄒韜奮展現出卓越的開拓才能。生活書店實行“經營集體化、管理民主化、盈利歸全體”的生產合作社制度，打破了雇佣關系，體現了經濟民主。這一創新制度極大地激發了員工的主人翁精神，團結、培養了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在全國建立了龐大的生活書店發行網絡。55處分支店，不僅是商業機構，更是傳播進步思想、鼓舞抗戰斗志的文化堡壘。周恩來同志曾指出：“韜奮在國統區知識分子中的威望最高。我們黨專門在國統區做知識分子工作的領導人，都比不上他。”即使在各分支店被國民黨當局無理查封的至暗時刻，他仍深信進步的文化事業有“無限光明的前途”，“我們必須而且必能排除萬難，向前遞進”。從“兩個半人”發展到四五百人的團隊，生活書店不僅是進步文化的碩果，更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鄒韜奮以他的遠見卓識和創新精神，成功地將文化理想轉化為切實的社會影響力，為進步文化事業的發展開辟了全新的路徑。

（來源：《旗幟》2025年第12期﹔作者分別系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助教）

( 編輯：劉瓊   送簽：鐘鳴   簽發：林燕 )